202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揭晓在即。从今天起，医学论坛网推出四篇预测专栏，分别从“诺奖风向标”“热门赛道”“时间的重量”“中国强音”四个角度，梳理今年最值得关注的候选人与成果。我们不猜答案，只提供判断的依据。第一篇，从顶级医学大奖今年的密集落点说起。

        过去两年里，有几个发现被不同奖项体系反复认领。

        比如，Orexin在2023年获科学突破奖后，2026年摘得Lasker基础医学奖。GLP-1在2024年拿了Lasker，2025年拿了科学突破奖，2026年又被科睿唯安列入引文桂冠。OCT则在2023年获Lasker，2026年再获科睿唯安引文桂冠。

        这些奖项各有各的评审逻辑，谁也不能替诺奖委员会做决定。但当一个发现被不同奖项体系、以不同标准、在不同年份反复确认时，它至少说明一件事：这个发现已经进入了全球顶级科学奖项的“重复确认”区域。而诺奖委员会在筛选候选人时，最难以忽视的，恰恰是这种跨越奖项体系的共识。

        今年，这种重复确认的信号尤其集中。接下来的三组候选人——Orexin、GLP-1、OCT——，以及四组候选名单，各自代表了“被反复确认”的一种典型路径。

        Orexin：

        最强“信号”，值得重点关注

        2026年Lasker基础医学奖的官方获奖理由写得比往年更精确：“发现一种维持清醒状态的大脑肽——食欲素，并发现食欲素缺乏会导致嗜睡症患者无法控制睡眠”。

        这个表述值得逐字拆开来看。它奖励的不只是“发现了一个新神经肽”，而是发现了一个维持觉醒的脑肽系统，并证明了它的缺失导致一种具体的神经疾病。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历史上，这种“从分子到疾病”的完整因果链，从来都是最被偏爱的叙事结构之一。

        图：Masashi Yanagisawa(左)、Emmanuel Mignot(右)

        图源：Endpoint News

        Masashi Yanagisawa和Emmanuel Mignot的研究路径完美契合了这种结构。Yanagisawa从孤儿GPCR出发，用反向药理学策略从脑组织中筛选能激活受体的物质，1998年纯化出orexin-A和orexin-B。Mignot走的是完全相反的方向：他研究遗传性犬发作性睡病，经过约十年的基因定位，1999年找到了HCRTR2——也就是Yanagisawa正在研究的同一个orexin受体。

        两条路，互不知情，同时抵达同一个分子系统。Lasker的新闻稿这样描述这件事：“他们独立地研究了这种相对罕见的疾病，并且令人惊讶的是，通过完全不同的途径，得出了相同的睡眠与觉醒的关键驱动因素”。

        这种“独立汇聚”在科学上，意味着orexin与睡眠—觉醒调控之间的因果关系，被两套完全独立的证据链证实了。一套来自受体的反向药理学，一套来自疾病的遗传学追踪。

        当一个生物学机制被不同方法、不同模型、不同实验室以这种方式反复确认时，它的可靠性就不再依赖任何单一实验的可重复性。而这条研究链在今年完成了最后一个关键节点。2026年8月，FDA批准了oveporexton——首个直接恢复Orexin信号、针对1型发作性睡病病因的选择性食欲素2型受体激动剂。

        最重要的是，一项成果，28年后仍在获奖，这个数字值得我们思考。Lasker不是诺奖答案，但它把Orexin送进了今年最值得观察的候选名单。

        GLP-1：

        一个奖项不够，连续出现才值得注目

        GLP-1的获奖密度比Orexin更高，但它的候选人问题也更复杂。

        先看时间线。2024年9月，Lasker~DeBakey临床医学研究奖授予Joel Habener、Svetlana Mojsov和Lotte Bjerre Knudsen，表彰他们“发现GLP-1并将其用于肥胖治疗”。2025年4月，科学突破奖把生命科学奖给了Drucker、Habener、Holst、Knudsen和Mojsov五人，官方获奖理由明确覆盖了“从基础激素发现、生理学理解到药物开发”的完整链条。2026年9月，科睿唯安的引文桂冠奖名单收窄到Drucker、Holst、Mojsov三人，理由也变了——“鉴定和表征GLP-1及其生物活性研究”。

        图源：科学突破奖官网

        三个奖项体系，三套人选组合，这个差异不是偶然的。2024年Lasker的选择偏向“药物化链条”——Knudsen的入选意味着评审委员会承认了将天然GLP-1改造成可稳定给药的长效药物这一环节的独立价值。2025年科学突破奖的名单则同时覆盖了Mojsov的早期肽合成、Habener的基因发现、Holst和Drucker的机制阐明，以及Knudsen的药物开发。而科睿唯安2026年的名单把Knudsen排除在外，等于在说：药物开发那一段，可以划到另一个范畴里去。

        这里有一个让人遗憾的事实。Joel Habener于2025年12月28日去世，享年88岁。哈佛医学院的悼念声明中写道，他在世时“几乎获得了所有GLP-1相关奖项”，2024年Lasker和2025年科学突破奖的双重认可“使他成为诺贝尔奖的有力竞争者”。但诺奖规则不授予逝者。科睿唯安2026年的名单中，他的位置由Drucker替代。

        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，值得我们思考：如果GLP-1真能在2026年斩获诺奖，那么诺奖委员会奖励的究竟是“一个分子的发现和它的生物学”，还是“从基础研究到药物开发的完整体系”?2024年Lasker选择了Mojsov、Habener和Knudsen，偏向的是后一种逻辑。科睿唯安2026年选择了Drucker、Holst和Mojsov，偏向的是前一种。

        这个选择本身没有标准答案，但它决定了最终站上领奖台的会是哪三个人。而GLP-1进入诺奖预测最有意思的地方，恰恰就在这里——诺奖花落谁家，取决于诺奖委员会怎么定义这项发现的价值。

        OCT：

        让医生第一次看清活体组织内部

        OCT的获奖逻辑和前面两组不同。2023年，Fujimoto、Huang和Swanson获得了Lasker~DeBakey临床医学研究奖。三年后的2026年，Clarivate又把三人列入Citation Laureates。Lasker奖励的是“发明了OCT”，Clarivate强调的则是“开辟了全新的医学成像手段”——同一个技术，两种解读。

        图源：拉斯克奖官网

        GLP-1和Orexin最终都走到了药物，OCT走的是一条更基础的路：它没有治好任何一种病，但它让医生第一次看清了疾病在组织内部的发生过程。

        2026年科睿唯安的获奖理由是“研发光学相干断层扫描这一新型成像技术，为医学、生物医学研究及其他领域开辟全新成像手段”。2023年Lasker~DeBakey临床医学研究奖的表述更具体：OCT代表了一种根本性的新型成像方式，因为它实现了“光学活检”——不需要切除和加工标本，就能在活体上、在原位、实时地看到组织内部的微观结构。

        在OCT之前，眼科医生依赖眼底镜和荧光素造影，能看表面，看不清视网膜内部的分层。AMD、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和青光眼的关键病理改变恰恰发生在组织内部。不是诊断水平不够，是工具没有给医生足够清晰的视野。

        Fujimoto原本做飞秒激光和光学，Swanson在MIT Lincoln Laboratory做卫星间激光通信。两人把低相干干涉、光纤和计算机图像重建结合起来，1991年发表第一篇OCT论文。传统活检只能取一个局部样本，OCT可以直接观察完整组织结构。如今它的应用早已超出眼科，扩展到心血管等领域。科睿唯安把OCT和GLP-1同时列入Citation Laureates，提醒了一件事：诺奖奖励的范畴，远比“新药”宽广。

        还有哪些人

        进入了“奖项确认区”?

        除上述三组外，以下几位候选人也已被顶级奖项体系反复确认。

        Stuart Orkin、Swee Lay Thein。2026年科学突破奖表彰二人“阐明胎儿血红蛋白向成人血红蛋白转换的机制，并验证其作为镰状细胞病和β地中海贫血治疗靶点的价值”。Thein从HPFH患者中发现BCL11A的遗传学关联，Orkin团队进一步证明BCL11A是HbF的关键抑制因子，并找到了红系特异性增强子。这条“临床表型→遗传学线索→可编辑靶点”的路径，直接支撑了Casgevy(一种基因编辑疗法)的开发。Orkin此前已获2022年盖尔德纳奖和2024年邵逸夫奖，Thein的加入让这个组合的完整性在2026年被正式确认。

        图：Stuart Orkin(左)、Swee Lay Thein(右)

        图源：hhmi.org

        Jeffery W. Kelly。2026年盖尔德纳奖奖表彰他发现氯苯唑酸，“首个针对转甲状腺素蛋白淀粉样变性的有效治疗方法，并证明稳定蛋白质可以阻止致病性聚集”。氯苯唑酸的机制不是清除已有的淀粉样沉积，而是阻止TTR四聚体解离和聚集。Kelly此前已获2022年科学突破奖和2023年沃尔夫奖，盖尔德纳奖补上了这条奖项链的又一块拼图。

        图源：scripps.edu网站截图

        David R. Liu(刘如谦)。2025年科学突破奖表彰他开发base editing和prime editing两代基因编辑平台，“使纠正或替换几乎任何遗传突变成为可能”。截至2026年，两个平台已进入15项临床试验，覆盖T细胞白血病、镰状细胞病等。一个需要留意的细节是：Liu今年的引文桂冠得主属于化学领域，而非医学领域。他的奖项势能很强，但如果进入生理学或医学奖讨论，医学转化价值的论证还需要更长时间的沉淀。

        图：David R. Liu(刘如谦)

        图源：ted.com

        Wolfgang Baumeister。2026年盖尔德纳奖奖表彰他开发cryo-electron tomography，“一种在接近天然分辨率下可视化完整细胞内分子结构的方法，创建了研究细胞结构的新方式”。传统结构生物学需要把蛋白质提取、纯化再研究，代价是丢掉了它在细胞中的真实空间关系。cryo-ET把细胞快速冷冻成玻璃态冰，从不同角度拍摄大量二维图像，再计算重建成三维断层图像。Baumeister从1989年开始用这套方法研究蛋白酶体，如今cryo-ET已扩展到核糖体、神经突触、核膜孔等各类大分子复合物。

        图：David R. Liu(刘如谦)

        图源：ted.com

        这几组人未必在今年站上领奖台，但他们都已经开始不同奖项体系、以不同标准被反复认可与奖励。相信在几年之内，他们都是诺奖强有力的竞争者。

        结语：

        风向不是答案，

        但它会缩小答案的范围

        奖项风向不等于诺奖结果。拉斯克奖、科睿唯安、科学突破奖、盖尔德纳奖各有各的评审逻辑，谁也不能替诺奖委员会做决定。但历年经验反复说明：当一个发现被不同奖项体系、不同科学共同体以不同理由反复确认时，它至少已经具备四个特征——原创性、持久影响、国际共识、成果成熟度。

        今年真正值得关注的，不是“谁刚刚拿了一个奖”，而是哪些研究正在进入这种重复确认的区域。Orexin完成了从两条独立路径到病因治疗获批的闭环，GLP-1经历了跨越四十年的奖项接力，OCT从Lasker到科睿唯安持续被认领。它们未必是最终答案，但风向已经缩小了答案的范围。